深圳转型的企业背影

    我们可以留意这样一组数据：深圳平均每年有2000人自杀，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(910人)。18岁以上的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为21.1%，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一。在深圳，有这样一批优秀企业：华为、中兴、万科、招行、腾讯……

    3月6日，华为深圳员工张立国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该事件距离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自杀，仅仅不到10天。

    在此前的8个月中，已经有3名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。

    顷刻间，无数的责难化成同一个声音砸向了这家近乎伟大的公司：华为的狼性文化是罪魁祸首，华为的员工压力太大了。一场关于企业文化的讨伐，再次将华为推向了风口浪尖。

    但是，正如张立国不是唯一的事件，华为也不是独立的华为，每一件事情的背后，都有一个相应的背景。

    或许我们可以留意这样的一组数据。在深圳市卫生局2007年4月公布的一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：深圳平均每年有2000人自杀，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(910人)。深圳抑郁症发生率为7%。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约为3.1%，发达国家接近6%。

   当我们把华为这个标志性个案放在深圳这个大背景中去观察的时候，就无法仅仅责难华为。华为现象是深圳在产业转型和升级期所面临的一个必然挑战：一个地区进入工业化社会阶段的时候，竞争的加剧也提升了社会对人的要求，无论是从技术层面，还是业绩层面，从而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和内心冲突。

    2月26日，一张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自杀的现场照片，突然出现在百度的“华为吧”上。照片中的场景空旷而孤寂，在一排高高耸立的写字楼下，李栋兵仰卧在门口的水泥地上，除了几名警察，没有围观者。

    这张照片发出后，不少华为员工在网上留言称，“看了感觉很难受。”

    这似乎是一股存在了很久的难受。

    早在2007年，任正非便特地给患有抑郁症的员工写了一封信，名字叫做《要快乐的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》。

    在这封信中，任正非坦言：“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，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、焦虑症的不断增多，令人十分担心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、开放、正派地面对人生？我思考再三，不得其解。”

    虽然不得其解，任正非还是表示“不主张以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员工的自我解放，而是倡导员工自觉自愿、自我娱乐，自己承担费用的方式来组织和参与各种活动。”

    任正非希望，“员工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太多的忧虑，而是要大大地发挥自己的优点，使自己充满自信，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压抑问题。”但同时他又强调，“组织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，发展干部、员工的优点上，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。”

    从任正非的信中，有人觉得读到了任正非的关怀和智慧，但也有人觉得，感受到了“优胜劣汰”的残酷。

    “在华为的大部分研发人员，并不是从事开发设计的工作，更多的人就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。”一位深圳华为的员工告诉记者。

    “华为采取的是军队式的强化管理，实行目标责任制。一个研发人员完成一道程序，下一个研发人员就接着完成下一道工序，以此类推，如果某个研发人员没有完成自己的工序，就要拖延整个进程。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下，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拖延了整个工序，即使到时候领导不责骂你，但整个团队却因你拖累了，自己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”该员工说。

    “作为整个环节中的一道工序，只要公司在运转，你是无法休息的。如果某个人停下来，整个工序都断了。”一位华为员工说，所谓的“床垫文化”，很多时候是逼出来的。

    但也有华为员工认为，公司并没有勉强谁必须通宵加班，如果觉得工作太辛苦，员工也可以申请转岗或者离职。作为一个数万人企业，个别员工出现自杀问题，可能是个人的心理调节原因，也不能证明与华为的工作制度有直接联系。

    当外界集体都将目标聚集向华为的企业文化时，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张立国的BLOG中，看到另外的一些社会因素。

    张立国在BLOG中曾这样表示：“含泪离开了我的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女儿，心情复杂，生活需要我继续的打拼，需要我开创自己的事业，需要我每个月都要挣钱养家，不得已，又回到了深圳。”“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苦处，我都要忍耐下来，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，去挣每一份辛苦的钱。”

    遗憾的是，张立国没有“忍耐下来”。据深圳警方称，张立国自杀前曾出现精神错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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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我来说两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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